文/朱军 肖国梁
当“您的账户涉嫌洗钱,请马上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”之类的话术仍通过电话线路传入日本独居老人的住所时,最新一代的诈骗者早已把主战场挪到了社交平台的算法信息流当中。日本的网络诈骗,正由传统的“特殊欺诈”向更为隐蔽、精准且破坏力更强的社交媒体(SNS)型诈骗全面演化。日本警察厅于202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给出了一个直观的印证:2025年日本网络诈骗造成的损失达3241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136亿元),同比攀升62.8%。这组数字反映出日本社会在老龄化与数字化背景下,网络诈骗风险正在进一步加剧。针对老年人的传统“特殊欺诈”尚未消退,SNS投资诈骗与恋爱诈骗又以惊人速度持续扩张,受害人群已从高龄者延伸至20至40岁的上班族,甚至波及未成年人。
从近年来案件变化趋势来看,日本网络诈骗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电话诈骗,而是逐渐演变为依托社交平台、跨境资金流转以及智能技术实施的新型犯罪活动。与之相比,传统社会防范机制和既有执法模式的应对明显存在滞后性。在当前网络诈骗快速演化的背景下,诈骗组织开始利用AI生成内容、社交平台算法推荐以及跨境支付渠道等,不断提升诈骗活动的精准性与隐蔽性,使原本依赖个人话术实施的诈骗手段逐渐呈现出组织化、规模化特征。与此同时,诈骗活动对网络平台、电子支付以及跨境通信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,也使案件侦查、资金追踪和跨境打击面临更大困难。对于老龄化程度较高、数字化社会发展较快的日本而言,如何在保障数字化便利性的同时有效防范网络诈骗风险,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重要问题。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,对日本网络诈骗犯罪的发展特征及其治理困境展开分析。
一、类型一:特殊欺诈——高龄社会的“信任狩猎场”
(一)犯罪形态的演变与发案趋势
特殊欺诈是日本警方用以统称一类非面对面网络诈骗的术语,泛指经由电话、短信等渠道,冒充亲属、警察、政府职员或金融机构人员,诱使受害人向指定账户转款的犯罪类型。该类型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后,其手法经历了数次迭代。
最早出现的是“猜猜我是谁”诈骗,行骗者往往假扮受害人子女或亲属,以“我出事了,急需用钱”为由,利用老年人对家人的关切骗取汇款。此后演化出冒充公务员诈骗,即冒充地方政府、税务机构或银行职员,以“领取补贴”“银行账户异常”等名目诱导转账。而当前发案率最高的则是假警察诈骗,这一犯罪类型在特殊欺诈案件中的占比已超过40%,同时也是造成损失金额最多的传统诈骗类型。
从案件规模来看,特殊欺诈目前仍保持较高发案量。根据日本警察厅年度报告,2025年特殊欺诈立案27758件,同比增加31.9%,损失金额1414.2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59.36亿元)。尽管增速不及SNS诈骗,但它依然是高龄群体财产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威胁。
(二)假警察诈骗的实施流程
经过长期演变,假警察诈骗已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作案流程,其核心在于通过“权威身份”与“刑事恐慌”对受害人实施心理操控。通常情况下,诈骗人员会冒充县警本部搜查课或警察机关工作人员,利用伪造的官方来电号码与身份信息,谎称受害人银行账户涉嫌洗钱、涉案资金转移等违法犯罪活动,并以“不配合调查将被逮捕”等言辞施加心理压力。
为进一步增强可信度,部分诈骗团伙还会主动发起视频通话,展示伪造的警察证件、警徽等材料,甚至借助AI换脸、虚拟背景等技术模拟警察机关办公场景,营造正在接受正式调查的假象。在受害人逐渐失去判断能力后,诈骗人员通常会以“防止资金被犯罪集团转移”“需要进行资产保全”为由,要求其将资金转入所谓“警方指定的安全账户”,并反复强调不得向家属、银行工作人员等透露相关情况。待资金到账后,诈骗团伙便会马上切断联系并注销相关账号。
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,2025年假警察诈骗案件数量已超过1万件,涉案损失金额达985.4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41.67亿元),单案平均损失超过910万日元(约合人民币38.48万元)。与此同时,受害群体结构也出现明显变化。此类犯罪早期主要以高龄老人为目标,而近年来30岁左右的中青年受害者数量开始增加,表明假警察诈骗已不再单纯依赖老年群体的信息弱势与信任心理,而是逐渐转向利用公众对警察权威与刑事风险的普遍恐慌实施诈骗。
(三)受害群体特征与心理诱导
据日本警方统计,假警察诈骗案的受害者中,65岁以上老人占比高达65.4%,高龄人群始终是这类诈骗的主要目标。不少独居老人社交圈子窄,对警察、政府部门这类权威机构信任感极强,又不熟悉线上支付、转账操作,接到诈骗电话时,根本无法第一时间识破骗局。很多老人一辈子的积蓄,往往一通电话就被全部骗光。
从单案损失来看,特殊欺诈的平均涉案金额虽低于SNS投资诈骗,但高龄老人被骗的个案金额却常常高得惊人。茨城县一名70多岁女性,点击了社交平台上的“投资咨询”广告后,被伪装成警察的诈骗团伙反复诱导,最终被骗走7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2959.12万元),这起案件也成了2025年日本损失金额最高的诈骗案件之一。
二、类型二:SNS型投资诈骗——算法推荐下的“财富陷阱”
(一)社交平台引流与诈骗链条
2025年,日本警方接到的 SNS 投资诈骗报案共15142起,较 2024年增长47.9%;涉案总损失约1827亿日元, (约合人民币77.27亿元)规模已超过传统特殊欺诈。这类诈骗手段的核心是靠社交平台广告拉人、群聊洗脑、虚假投资平台骗钱三步实施。
诈骗团伙通常先在Instagram、Facebook、LINE等社交平台发帖,内容多是“高收益投资”“外汇交易指导”这类话术。他们还会盗用一些日本财经名人的头像和身份信息,谎称能提供专业投资建议、有内部投资渠道,以此吸引用户注意。平台会按照用户的浏览记录、兴趣标签等定向推送内容,那些常关注理财、副业、投资信息的人们,便会很容易刷到这类诈骗广告。
点击广告之后,受害人便被一步步引导,直至进入一个精心编织的虚假社群之中。他们按指引添加“投资顾问”的LINE账号,随后被拉入所谓的专属投资群。一进群,受害人就会感到扑面而来的“赚钱氛围”,群内大批“托儿”每天都在轮番发布伪造的盈利截图和提现记录,“讲师”则负责讲解虚假投资App的操作方法,并不时传授所谓的投资技巧。更有部分诈骗团伙直接使用AI生成的投资课程视频,让整个骗局看上去更加“专业”。在这种封闭且持续强化盈利预期的交流环境中,受害人对“稳赚不赔”的承诺逐渐深信不疑,持续投入资金。
信任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,行骗者便转入最后的收割阶段。为打消受害人疑虑,行骗者起初会允许小额提现,令其尝到甜头。一旦对方投入大额资金,行骗者便以“缴税”“账户冻结需交保证金”“平台升级维护”等借口禁止提现,随即关停App、解散群聊、拉黑所有联系方式,将资金席卷一空。
(二)受害群体的年龄下沉趋势
与传统诈骗相比,SNS型投资诈骗的受害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年龄下沉趋势。50至69岁人群仍是主力,占比过半。他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,同时又怀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迫切愿望,对高收益承诺的分辨能力相对薄弱。以秋田市一起案件为例,一名60余岁的女性因轻信SNS上“外汇交易稳赚”的广告,被骗走1.36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575万元)。
值得注意的是,40岁以下年轻上班族的受害比例正在迅速攀升,目前已占到SNS型投资诈骗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。这一群体经济压力较大,渴望通过投资或副业达成财务自由,更易被“专业导师荐股”“内部投资消息”等精心包装的虚假信息所迷惑。更有甚者,部分诈骗集团以“兼职刷单”“代客理财”为名引诱年轻人参与,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资金账户,使其沦为转移赃款的工具,甚至滑向“黑产”帮凶一端。此外,SNS型投资诈骗的受害人性别比接近1∶1。与恋爱诈骗不同,投资诈骗中的男性对投资话题兴趣更浓,因此更容易被虚假的“低门槛、高回报”项目所吸引。
三、类型三:SNS型恋爱诈骗——情感供需上的“温柔陷阱”
(一)情感关系的建立与资金诱导
SNS型恋爱诈骗,是利用情感孤独实施的网络诈骗。行骗者通过社交软件与被害人确立恋爱关系,再借各种事由骗取财物。
这类诈骗中,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在交友软件、社交平台上搭识受害者。他们常在 Tinder、Pairs、LINE 这些平台上,偷用他人照片,编造 “海外工程师”“军人”“企业高管” 等身份,刻意营造经济优渥、情感稳定的形象。日本警方此前通报,大阪、京都一带存在专门靠交友软件行骗的团伙:部分成员专职在平台上和受害者拉关系,按发展的对象数量拿报酬,整个团伙涉案金额累计达数亿日元。
搭上关系后,骗子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高频互动——每天聊天、分享日常、说暖心话,慢慢让受害者放下戒心、建立信任。尤其是独居老人,或是平时缺少现实社交的人,这种持续的线上陪伴,很容易让人产生情感依赖。
等两人关系趋于稳定,骗子就开始找借口要钱:要么说突发意外,要付医药费;要么称卷入债务纠纷。不少案件里,骗子还会把恋爱和投资绑定,哄着受害者参与所谓 “内部投资”“虚拟货币理财”,诱导对方把钱转到虚假投资平台。一旦受害者转了大额资金,骗子立刻失联,相关账号、虚假平台也会同步关停。
还有些案子,受害者被骗一次不算完,还会遭遇二次诈骗。诈骗团伙会接着伪装成律师、警察或追赃机构,声称能帮忙追回被骗钱款,再收取手续费、保证金,进一步加重受害者损失。
近年来,日本SNS型恋爱诈骗案件数量持续增加。2025年,日本此类案件立案5604起,损失金额约552亿日元(约合人民币23.31亿元),增幅超过40%,是日本网络诈骗方式中增速最快的类型之一。
(二)情感依赖下的受害心理
梳理案件数据后可见,社交平台婚恋类诈骗的受害者,主要集中在 40 至 69 岁年龄段。整体来看,女性受骗人数更多,近年男性受害者的占比也在不断走高。这部分中老年群体普遍有稳定经济条件,加之不少人独居、离异,日常社交往来较少,内心容易渴望情感陪伴,进而对网络结识的对象产生依赖。
投资诈骗主要抓住人们逐利的心理,而恋爱诈骗则专攻人们的情感需求,依托信任关系实施行骗。行骗者不会一上来就索要钱财,而是通过长期聊天慢慢获取对方信任,让受害者逐渐产生心理依赖。不少受害者察觉受骗后,碍于颜面或是担心影响家庭,往往选择隐忍不报,这也给案件的排查与侦办带来了不小阻碍。
四、日本网络诈骗的组织化、跨境化与技术化特征
(一)组织化、跨境化
近年来,日本网络诈骗已不再局限于个人零散作案,部分案件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和跨境化特征。诈骗团伙通常分工明确,涉及人员招募、平台搭建、资金转移和话术培训等多个环节。日本网络诈骗集团通常呈现三级“金字塔”结构,从顶层到基层依次为海外总部、国内据点与基层帮凶。
处于“金字塔”顶端的是海外总部,多设在东南亚等地,这里是集团首脑与技术团队的所在地,专门负责搭建虚假投资平台、设计诈骗剧本、调度资金流转,并通过加密通信与国内各据点联络,警方追溯难度极大。其下是国内据点,管理者负责招募“打工者”,多为无业人员或学生。这些年轻人为追求高额报酬而参与诈骗,对集团的真实内情所知甚少,即便到案,警方也难以向上溯源。“金字塔”的底层则是基层帮凶,他们担任话务员、客服、车手等角色,直接实施诈骗并转移资金。部分团伙还会利用未成年人账户流转款项,进一步加大追踪难度。
这种“匿名流窜型”的“金字塔”结构,使得警方即便抓获底层成员,也很难顺藤摸瓜摧毁整条犯罪链条,诈骗集团由此屡打不绝。
(二)技术化
近年来,随着AI技术和相关工具的普及,部分网络诈骗手段也开始出现技术化升级,诈骗过程在伪装真实性、话术针对性以及规模化实施等方面均有所增强。
在AI语音合成与换脸方面,行骗者可模仿被害人子女、警察或名人的声音,辅助实施“猜猜我是谁”或假警察诈骗;借助换脸技术生成假警察视频或名人投资宣讲影像,骗局的迷惑性大幅增强。在自动化话术生成方面,利用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,可批量产出高度个性化的诈骗脚本,并根据被害人的性格特征、兴趣偏好进行定制化适配,极大降低了犯罪成本,使规模化作案成为可能。虚假平台的搭建同样变得轻而易举,低代码工具与AI生成工具的普及,让诈骗团伙得以快速架设外观与正规平台几无二致的虚假交友App和投资平台。此外,跨境资金支付技术的迭代也不可忽视。随着加密货币等结算手段的演进,诈骗分子能在数分钟内完成资金跨境转移,这使得警方的调查取证、案件侦破与追赃挽损工作变得异常艰难。
(三)背景成因分析
日本网络诈骗犯罪的井喷式爆发,并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,而是多重社会因素叠加的结果。
首先是生活方式的数字化普及。目前,日本民众的日常行为大规模向线上迁移,社交、支付、投资皆转为线上常态,这为行骗者提供了广阔的隐蔽空间。社交与支付领域的革命也在重塑犯罪形态。LINE、Instagram等社交平台渗透门槛极低,行骗者得以低成本、大范围接触潜在受害人;无现金支付和跨境交易的便捷化,更使诈骗资金能够在瞬间完成异地划转,得手后即可迅速脱身。社会老龄化与社交孤岛效应则是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。日本作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,独居老人数量逐年递增,他们既易受传统特殊欺诈侵扰,也是新型恋爱诈骗的高危对象;与此同时,年轻群体的社交边缘化态势,也令其难以辨别出社交软件上的情感陷阱。认知短板与投资焦虑同样为犯罪提供了土壤。长期低利率环境导致民众储蓄增值乏力,对高回报投资的渴望与金融常识的普遍匮乏并存,为SNS型投资诈骗预留了生存空间。
五、日本网络诈骗的治理困境
面对这场网络诈骗风暴,日本警方和金融机构虽有动作,但依然面临多重治理困境,难以有效遏制上述犯罪的快速蔓延。
(一)跨境追索的司法壁垒
日本网络诈骗治理的核心难点,在于其跨境的隐蔽化特征。诈骗集团的指挥总部与服务器大多部署于东南亚、东欧等法律监管的薄弱地带,致使日本警方的执法触角难以延伸。跨境警务协作更是举步维艰,具体表现在:情报交流方面的障碍十分突出,日本与部分诈骗集团所在国之间缺乏健全的刑事司法合作机制,警务情报互通效率低下,警方无法获取犯罪组织的关键信息;跨境缉捕同样面临重重阻力,即便锁定窝点,也须经由外交渠道与当地司法部门协调,程序繁杂、耗时漫长,待审批流程走完,诈骗集团早已转移;追赃挽损的前景则更为黯淡,诈骗资金借助加密货币与跨境通道迅速外流,部分资金更经拆分、洗白后混入地下钱庄,警方难以跟踪。从现有数据看,当前追赃成功率尚不足10%。
(二)平台责任的模糊地带
SNS平台是这类诈骗的主要作案渠道,其监管责任一直争议不断,而日本的相关立法与监管仍存在明显漏洞。
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广告审核机制的虚设。Facebook、Instagram等平台的广告审核流程漏洞百出,诈骗广告得以轻易绕过系统筛查,精准投送给潜在受害人群。平台则常以“内容由用户自主发布”为由推卸审核责任,诈骗广告由此泛滥。加密通信带来的监管盲区同样不容忽视。LINE等平台采用端到端加密技术,警方无法调阅诈骗团伙的聊天记录,关键言辞证据无从获取;平台对虚假账号的整治力度又明显不足,行骗者可以轻松注册多个账号反复作案。此外,受害者的维权路径也障碍重重。日本现行法律对SNS平台就虚假信息与诈骗广告所造成后果应承担何种责任,界定颇为模糊。被害人起诉平台要求赔偿的案件,大多因“平台无过错”而被判败诉,维权之路异常艰难。
(三)法律滞后与犯罪成本过低
当前日本针对网络诈骗的法律法规,已难以适应数字化犯罪的新形态,直接导致诈骗团伙的犯罪成本被压得极低。
罪名认定是摆在司法实践面前的首要难题。新型网络诈骗手法的迭代速度远超预期,利用AI换脸、虚假投资平台等手段实施的犯罪,在现有法律条文中往往难以精准定性,部分案件只能以“欺诈未遂”“协助洗钱”等较轻罪名起诉,刑事处罚力度明显不足。对从犯追责同样缺乏有效手段。大量受雇于诈骗集团的年轻人多以“不知情”为由逃避刑事追究,即便落网,也多数被判缓刑或短期拘役,对潜在共犯几乎难以形成有效震慑。资金追赃环节则面临技术与制度的双重掣肘。对加密货币与跨境汇款的监管缺位,为诈骗资金快速外流提供了便利渠道,警方又缺乏有效的拦截技术与冻结手段,追赃难度居高不下。
六、结语:数字化背景下日本网络诈骗的演化与治理挑战
日本网络诈骗的演变,根源在于老龄化与数字化叠加所引发的次生风险。从早期电话 “特殊欺诈”,到如今社交平台(SNS)投资诈骗与恋爱诈骗,犯罪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:过去零散的个体作案,已被跨境化、智能化、组织化的黑色产业链取代。其危害早已不只是财产损失,而是在持续地侵蚀着社会信任基础,同时也给平台治理与跨境执法带来直接压力。
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,语音合成、深度伪造(换脸)、自动化话术脚本等技术普及,犯罪门槛被大幅拉低,隐蔽性与迷惑性成倍增强。面对诈骗犯罪的裂变式蔓延,单纯依赖事后司法打击或公众个体防范,显然已难以为继。当务之急是重构综合治理体系,推动政府、平台、金融机构协同联动,形成合力。通过严守平台审核底线、完善法律法规、阻断跨境资金流转链条,并辅以常态化全民反诈教育,推动治理模式从 “事后打击”向“源头预防、系统前置治理”转变。
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,本质上反映了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技术便利与社会风险之间的矛盾。此类困境并非日本独有,而是所有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国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。如何在享受数字技术便利的同时,遏制其衍生的安全风险;如何厘清平台责任、跨境执法协作与社会群防群治的权责边界,是数字化时代必须直面并破解的核心课题。■
【作者简介】朱军,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经济犯罪侦查学院教授;肖国梁,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研究生。
(责任编辑:冯苗苗)
编辑:现代世界警察----石虹